新诗到底是什么·新诗是什么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假问题(2)

　　胡适针对旧诗的病症开出的药方是“要须作诗如作文” [胡适.《尝试集》自序[M].//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 北京：中华书局，1993：372.]。实际上，这已经非常接近问题的实质。旧诗正是在诗的文字的束缚下一步步失去它创造的活力的。所以，废除这个“诗”的文字，采用正常的散文的文法，正是解放诗歌创造力非常重要的一环。胡适看出了“诗之文字”存在的流弊，而且提出了一个对新诗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诗之文字’原不异‘文之文字’：正如诗之文法原不异文之文法”，“诗味在骨子里，在质不在文”[胡适.《尝试集》自序[M].//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 北京：中华书局，1993：373.]。但是，这里还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对新诗的性质要有一个自觉的认识。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新诗才能真正创造出有别于旧诗的“新”的“诗”。但是正是对这个重要前提的认识，胡适和初期的白话诗人仍然是盲目的。事实上，为了摆脱“诗的文字”的束缚，在旧诗自身的传统中已经发生过多次“以文为诗”的努力，在宋诗中这甚至已经成为一个主流的倾向。所以，如果新诗不能在此之外获得一个新的动力，“作诗如作文”的结果并不能越出宋诗的范围去。胡适以为这个新的动力在白话，所以把新诗的宝儿全押在白话上。这回他赌输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药方本身很快倒成了妨碍新诗进步的一个祸根。问题正是出在胡适和初期白话诗人对新诗性质的误认。胡适本人不能算是一个十分敏锐的诗人。从他对元稹、白居易一派旧诗的推崇中，不难看出，在他的诗歌观念中存在很多模糊含混的地方。他对旧诗的诘难并不是对旧诗性质的整个否定，他所排斥的只是旧诗一部分“诗的技巧”（譬如用典，譬如语言的不通俗，等等），而元白一派的通俗作风却颇为他所欣赏，并进而把旧诗中的这一派认作了新诗的前驱。他看得出“风花雪月，娥眉，朱颜，银汉，玉容”是“诗的文字”，却看不出“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枯藤老树昏鸦”“鸡声茅店月”这些也正是诗的文字。在这个认识前提下谈“作诗如作文”，确有一个把新诗做成“白话韵文”的危险。从文学史看，主张用白话写诗，从唐朝的寒山和尚到清末的黄遵宪可说早有其例。然而，无论寒山和尚还是黄遵宪都没有能够写出一种“新诗”。这正如废名所谓，“他们用白话做诗，又正是作一首旧诗”[废名.《小河》及其他[M].//废名.论新诗及其他.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71.]。所以，这个本来用以救旧诗之弊的药方，由于大家并不明了新诗的性质，在实践中把“作诗如作文”变成了“作诗乃作文”，新诗几乎失掉了“诗”的依据。可以说，在废名之前，新诗革命的理论任务实际上并没有完成，新诗之成立与否在作者和读者两方面也都还是一个疑问。到新月派提出格律主张，新诗际上已经面临一个失去势头的危险——它已经感染上旧诗形式主义的顽疾，在一些诗人的笔下已经重新开始借用旧诗的辞藻和情调了。

　　对中国新诗来说，废名于1930年代中期陆续发表的批评和诗论实在是一剂及时的良药，它不仅爽快利落地回答了白话是否可以做诗的问题，而且回答了用白话如何做诗的问题。新诗从此开始走出一直以来面临的理论困境，它的发展也由此获得了新的可能和动力。废名诗学理论的核心可以简捷地概括如下：新诗不同于旧诗，但这个不同不在于是否用白话写作，也不在于其形式是否符合格律，而在于诗歌的内容；新诗的内容是诗的，其诗的价值取决于它的内容；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其诗的价值取决于它的形式。这是第一次从性质上对新诗和旧诗做了严格的区分，可谓一举为新诗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废名的观点表面看来没有那么激进，却从根本上清除了旧诗借助其文学史优势对新诗构成的威胁，为新诗的发展拓出了广阔的空间。而对旧诗来说，废名的观点甚至比胡适的观点更具有颠覆性。废名对旧诗形式的价值作了肯定，而同时以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否定了旧诗内容作为诗的价值。在废名看来，旧诗之所以最终发展成为“徒具躯壳的形式”乃是必然的，它是旧诗的本质所规定的。事实上，旧诗从屈原开始就有一个修辞化的倾向。只是在屈原那里，由于存在一个强烈的主体形象，而且他所表现的内容距离他本身的生活并不远，这个弊病没有发展到那么突出。而旧诗自齐、梁走上骈俪化的道路，沈约创“声病说”以来，它的这个修辞化的倾向可以说步步加重，至于近世，诗歌写作完全成了“按谱行事”的功课。新诗如果照旧沿用旧诗的思路，不从根本上和旧诗划清界线，即使用白话写诗，“然而骨子里还是旧诗，作出来的是白话长短调，是白话韵文”，“如果新诗仅以这个情势连续下去，不但革不了旧诗的命，新诗自己且要抱头而窜”。[废名.《小河》及其他[M].//废名.论新诗及其他.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71.]废名为新诗找到的这个新的思路就是：“诗的内容、散文的文字”。

　　废名认为，新诗区别于旧诗的主要一点是它在写作之先就有一个诗的内容。他说，“我们的新诗一定要表现着一个诗的内容，然后‘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要注意的这里乃是一个‘诗’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废名.新诗应该是自由诗[M].//废名.论新诗及其他.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9.]就是说，新诗所表现的这个内容本身要有诗的价值，它是“用文来写出当下便已完全的一首诗”[废名.《冰心诗集》[M].//废名.论新诗及其他.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17.]。旧诗正好相反，它在写作之先并没有这样一个诗的内容，它是从现成的形式出发的，它的内容是在写作过程中通过“情生文，文生情”逐步呈现出来的。在废名看来，新诗是先有诗，然后才有写作；旧诗则是先有形式，然后才有诗。也就是说，对于新诗，诗是写作的起点，而对于旧诗，诗却是写作的结果。旧诗人“写诗自然也有所触发”，但是对他们而言“单把所触发的一点写出来未必能成为一首诗，他们的诗要写出来以后才成其为诗”[废名.《尝试集》[M].//废名.论新诗及其他.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5.]。也就是说，不论诗的内容如何，旧诗一定要完成它的形式。其结果就是个人的感性和经验，很容易溶解在一种笼统的氛围中，写出来的东西大家都差不多。只有极少的天才能够跳出这个氛围，而且这个“跳出”往往还是妥协的结果。废名举苏轼的词为例，“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大约真是诗人的实感了”，然而苏词却不能够将这个完全的诗感坚持到底，它“一定还要写下别的悲欢离合的事情才成其为一首词”。[废名.《冰心诗集》[M].//废名.论新诗及其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17.]废名认为，从这里可以见出旧诗的一个重要性质，即它的诗的特性是靠它的形式是来维持的，“旧诗之所以成为诗，乃因为旧诗的文字，若旧诗的内容则可以说不是诗的，是散文的”[废名.新诗问答[M].//废名.论新诗及其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11.]，“一首诗便是一篇散文”[废名.《尝试集》[M].//废名.论新诗及其他.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5.]。正因如此，旧诗是拒绝翻译的。因为旧诗的成功本在它的“诗的文字”，如果改变这个“诗的文字”，它作为诗的依据也就没有了，剩下的就只是它的散文的狐狸尾巴了。事实证明，在《诗经》、《楚辞》以外，我们几乎找不到什么成功翻译旧诗的例子。所以，旧诗的形式决不可能装下新诗的内容。在废名看来，像陈子昂《登幽州台歌》这样具有诗的内容的作品是旧诗里的例外，而旧诗五七言绝句虽然“也多半是因一事一物的触发而起的情感，这个情感当下便成为完全的诗”，如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但是这些诗的情感都可以用散文来表现，可以铺开成一篇散文。至于旧诗绝句中那些因一事的触发当下便成为诗，其内容又正是诗的内容的，在旧诗的形式系统中反而失却它的真价值。废名举李商隐的绝句“东南一望日中乌，欲逐羲和去得无？——且向秦楼棠树下，每朝先觅照罗敷！”为例，“这首诗是即景生情，望着远远的太阳想到什么人去了……这是望了今天的太阳而逗起的心事，于是又想到明天早晨‘日出东南隅’，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儿，太阳每天都照着她罢！这首诗简直是由一个夕阳忽而变为一个朝阳，最不可及”，然而“这样的诗的内容旧诗实在装不下，结果这首旧诗好像文胜质，其实它的质很重”。[废名.《尝试集》[M].//废名.论新诗及其他.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6.]由此可见，旧诗的形式和诗的内容是很难互相协调的。如果我们要这个诗的内容，就不能不对旧诗的形式进行变革。这就是为什么要有新诗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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