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的批评语境中,通常根据方法的不同,将文艺区分为模仿的(写实的)和表现的(幻想的)两大类。但是为中国诗歌普遍采用的这个意象的方法,却既不是模仿的,也不是表现的。这个意象的方法可以说是区别于模仿和表现的第三种文艺方法,而且很大程度上为中国文学所独有(在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诸国的诗歌中也有所流播)。意象可以说是一种“形象化的概念”。从方法来说,它既不是写实的,也不是表现的;从效果来说,它既不是具体的,也不是抽象的。它是以一种形象的面貌出现的,但是这个形象却并不表现实际的经验,而是具有特定的内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又表现出抽象的、概念的特征。这个方法和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也和汉语本身的特点高度相关。西方文字是一种抽象的符号,英文的二十六个字母,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它的意义在这些符号的组织中,字母钩连而成单词,单词钩连而成句子,句段钩连而成篇章。组织的方法在这里起着关键的作用。作为组织的最小单位的字母不消说早已消失在一个个单词中,而作为组织基本单位的单词在这样一个严密的组织系统中也完全消失在一篇的整体中,就是句子和段落也只在一个整体中发挥它结构性的作用。相应的,西方人的思维方法表现为一种分析的、逻辑的方法。中国文字的性质却与此大相径庭。实际上,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观念,包含着一种对世界的观照,有着特定的、独立的意义。它是一,但它同时也是全体。所以,中国文字不太讲究组织的方法,而其中的单字并不像符号文字中的字母似的老老实实地消失在它的位置上,而总是想突破全体的限制,单独表现它自己。与此相应,中国人的思维方法表现出一种整体的、笼统的特征。中国诗歌不以写实见长,也不以自由的表现见长。它通过“意象”所传达的不是一种具体的实际或想象的经验,而是一种整体的、笼统的、公共的经验。中国诗歌中既缺少完全写实的篇章,也缺少基于想象的幻想性的篇章。类似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北征》《三吏》《三别》这样写实的篇章在中国诗史上既少见,而像屈原、李贺、李商隐这样以想象见长的诗人更是凤毛麟角。所以,中国传统诗歌往往缺少个性,不善于传达具体的、细微的、个人的经验。可见,废名一再批评旧诗的“抽象的调子”,正有其语言学和方法论的根源。废名没有指出这个根源,但显然他对其造成的后果是深为不满的,所以他特地提出“写实”两字来予以校正。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这个意象的表现法却正是发挥了中国文字的长处的,因为它最大程度地突出了字、句的作用。中国古典诗学津津于字、句的玩赏,和这个方法上的倾向正是同谋。这也是中国诗歌不向着内容的开拓发展,而向着“诗的文字”方向发展的方法上的原因。也正因为这个意象的方法乃是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思维方法中的,所以想要校正它绝非易事。事实上,它在新诗的写作中仍然不断借各种面目还魂。我们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象征派以至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朦胧诗,甚至在某些“革命现实主义”诗歌中都能见出意象写法的痕迹。朦胧诗很多正是典型的意象写法。可以说,这个方法至今还对我们表现自己的经验形成阻碍。
为了防止新诗重蹈旧诗意象化的覆辙,保持经验的活力,废名一直把“直觉”视为新诗的一个重要性质。在写作中落实这个“直觉”,就是要“一空依傍”,让经验以其原始的状态在诗歌中现身。旧诗在诗感的起点上,特别是在有创造力的诗人那里,也会有一个“当下完成的情绪”,但是由于它的意象的写法,这个情绪总是被抽象为某种现成的意义,因而很难把这个直觉坚持到底。为了使得新诗能够和“直觉”相接,废名进一步把“即兴”作为新诗写作的一个重要方法。在批评冰心的新诗时,废名提出新诗应该“当下观物”,达到“如当下相见”的效果。他说,“新诗之成每每是如此,犹如照相师照相一样,一拍便成”,“旧诗大约是平常格物来的,新诗每每来自意料之外”。[废名.《冰心诗集》[M].//废名.论新诗及其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16.]在批评康白情的新诗时,废名指出康的新诗是“碰”来的。针对胡适对康白情《江南》一诗的批评,“这种诗假定两个条件:第一须有敏捷而真确的观察力,第二须有聪明的选择力”,废名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胡先生这话只是说得表面,康白情的诗里所写的,并不是从真确的观察得来的,他当然也有他的选择,但他是‘点点不离杨柳外,声声只在芭蕉里’,即是说,外界的景色要恰恰碰在他的诗情的弦上,于是这个音乐就响起来了。这里头没有观察,这里头其实连选择也没有,只是刚好碰上,一碰上,再是挑拨,于是就自由的歌唱起来了。碰得好乃是一首好诗,真是‘谁把钿铮移玉柱,穿帘燕子双飞去’。碰得不好,或者诗弦并不十分紧张,有心来撩弄,于是诗便无论如何不是成功之作。”[废名.《草儿》[M].//废名.论新诗及其他.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84~85.胡适的引文据《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校正。]废名特别推许郭沫若的《夕暮》一诗,不但称它为“一代的杰作”,而且说“如果中国的新诗只准我选一首,我只好选它”,“因为它是天然的,是偶然的,是整个的不是零星的”,而它写作的方法也正是“碰”的:“这首诗之成,作者必然是来得很快,看见天上的云,望着荒原的山,诗人就昂头诗成了”,它是“诗人的感情碰在所接触的东西上面”,所接触的又恰恰“与诗感最相适合”而成功的结果。[废名.《沫若诗集》,《妆台》及其他[M].//废名.论新诗及其他.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28,139,199.]这也就是“妙手偶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