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以待客为目的毡房,空间宽大,炕上铺着绚丽的花毡,堆着干净的被褥。这样的毡房,一次可待客四十人(即:这个大炕横七竖八塞满,可躺四十人);而主人自住的毡房,空间缩小了一半,毡子更旧,但炕上铺的,和“家庭毡房”一样讲究:先是一层木板,再是毡子,最后是黑红格地毯。
在这个自住毡房内,不仅有米哈尔古丽和哈纳特夫妻,还有穿白罩衫、黑运动裤、白色拉带凉鞋的女儿卡迪亚(四岁),以及请来帮忙的姑姑和姑父;炕上躺着个穿棉袄棉裤,光着脚丫的婴儿,是米哈尔古丽妹妹的儿子;而小女儿卡迪亚身旁坐着的女孩,穿粉色拉链毛衣、黄头发、七八岁模样,是那个婴儿的姐姐。
这么多人拥挤在这个空间,都瞪大眼睛,让我眼花缭乱,喘不过气;每一个人都是各种特性、物质和精神的积聚,都携带着我不熟悉的小宇宙,都无法用我前半生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解释,于是,我变得特别软弱;甚至,在这种大家共同组成的滚烫注目里,我身体里的某些部位,已发生变形。
毡房内虽拥挤,却充满活力:正中铁皮炉子炭火正旺,双耳黑色大铁锅内,是指节大的羊油,嘶嘶作响;炕上小桌,姑姑跪在一块艾得莱斯绸(新疆常见的一种彩色绸子)缝制的垫子上,切羊杂碎(给自家人吃);男主人在切羊肉,准备穿成烤肉(给客人吃)。女主人抱起刚睡醒的婴儿拍打,鼻腔中发出呢喃,又腾出只胳膊,不时挥动锅铲,翻炒羊油;男主人提着羊头和喷灯走出去(羊头是客人的主菜,要收拾得格外干净),两个女孩则下了炕,提起水桶,到泉边打水。
是草原让米哈尔古丽认识到牛粪的重要性:做饭取暖全靠它。这家人绞尽脑汁,四处寻找牛粪;对牛粪的渴望已深入骨髓,让米哈尔古丽做梦都在捡牛粪。可等她早起,梳洗完毕,出了毡房才发现:即便是那些偏远处的犄角旮旯,也早被别家主妇洗劫了好几遍,哪里能等到她来!
无奈,她只好花钱买:一堆长、宽、高各一米的牛粪标价一百元(以前一堆牛粪的价格是三十至五十元)!可再贵,也得买。米哈尔古丽咬着牙,买来两车,四百元,二十天后全部烧完;然后,再买……
除牛粪堆价格的涨跌会直接影响家庭毡房的效益外,毡房的定价也尤为重要:太高没人来,太低没赚头。要定得客人心服口服,来了一次还想来第二次。于是,价格这样出笼:白天三百,晚上五百(不包括买羊钱,一只羊六百,由客人负担费用,但毡房可负责宰杀、洗净、煮、炒、烤)。
通过这个价目表可灵活换算:若客人是早晨来,晚上走,吃一只羊,总价为九百;若住一晚,吃一只羊,价格为一千一百。听起来不算低,但米哈尔古丽说,大头都用来买羊(成批买羊一只可降到五百五十元,但客人大多零星而来,只能一只一只买,想在羊身上省钱,难!)。活羊的固定价格令家庭毡房的收费标准居高不下;可如果太低,也就没赚头。
但这不是全部。
第7页 :第二章:家庭毡房(2)
我发现,对家庭毡房来说,赚的不仅仅是现金——帮客人宰羊,可留下羊皮、羊内脏、羊尾巴等,这也是一笔收入。以前,一只羊尾巴卖五元,现在则卖三十五元。将五个羊尾巴切碎,炼出的油可装满二点五公斤的雪碧瓶;油渣还可蒸包子、炒菜。这些小实惠如润滑剂,能让一年皱巴巴的生计变得顺畅起来。
虽然毡房的价格可以量化,但接待客人的麻烦却无法计算——不同的客人会提不同的要求(哪怕最严苛的要求,主人也要尽量满足)。
米哈尔古丽说:“前天来的客人说好二十五人,来了后我一算,整整四十人!我说要多加一百元,领导点头答应了,还把带来的女人往前一推,说让她来帮忙,可她什么都不干,只顾用纸擦鞋上的泥。领导说要吃两只羊,一只煮一只烤,还要做六个凉菜六个热菜。我把煤气灶搬到外面炒菜,用大土灶煮肉,用铁皮炉烧水泡茶。四十个人,就是泡茶都能忙死人:有人要喝奶茶,有人要喝清茶,有人要喝骆驼奶,有人的茶里要放盐,有人的不放。我们全家从早忙到晚,腿都跑细了。实在忙不过来,就去周围毡房找人来帮忙,一天五十元。水不够,让两个女孩子轮流去泉边提。”
白天还好过,晚上最难熬。“晚上客人不睡觉,拼命喝酒,喝完就大喊,上清茶,上奶茶。我们在旁边毡房,根本不敢睡,听到喊声,马上起身,烧好茶,提过去。又赶上半夜下雨,他们喊冷,我们把炉子里的火也架了起来。有人在地毯上吐了,我用洗洁精洗,清水冲,又忙活了一阵。可临上车,领导硬是不给那答应好的一百元,头一扭,人就呼啦啦上了车,一转方向盘,全走了。”
对草原上的哈萨克族人来说,食言是一种羞辱。当这些仪表堂堂的人,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干了这件事后,令女教师半天没缓过神来。她累得筋疲力尽,而这种累,不仅来自身体,还有精神上的困惑。
走出毡房,只见一只刚刚宰杀的羊被卸开,分成几大块,堆在摊开的羊皮上。草原上的羊多运动,故而瘦肉更多,连带着一些肥,吃起来不腻。鲜肉的颜色介于粉红和绛红间,而我在超市里看到的肉,因冷冻过久,颜色棕黑。男主人仔细查看肉块,再放入大钢精锅,准备在灶上煮。
我很少看到如此鲜亮的生肉,它们堆在羊皮上,而羊皮又摊开在草地上。目睹这一切,并不让我反胃,相反,还有种异常兴奋感。那个坐在小木凳上,摆弄肉块的男主人,两手沾满鲜血,那些血似乎已渗透进手的肌肤,让那里显得格外稚嫩。手里还握着一把刀。而那个脸庞棕黑的男人,头发浓密,被风吹起,浓眉细眼,微笑时,甚为英俊。他同样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根本没有感觉自己处在宰杀现场,而只沉浸于日常劳作中。
一切都如此坦然、必然、安然。
客人们的要求千奇百怪,但有一样是固定的:在清炖羊肉端上桌时,羊头要对着最重要的客人。故而收拾羊头,几乎是每一拨客人到来后,男主人必须要干的事。
我在家乡时,见到父亲收拾羊头时,是用烧红的烙铁把毛烫掉;耳朵附近,则将烧红的铁钩伸进去。这种法子,毛烧得干净,但速度太慢。男主人拎出了一个汽油喷灯:圆柱状容器内装着燃料,连缀着一个喷火口,通过压阀来控制火势。拇指一按,一股火焰呼呼射出,羊头上的毛陡然被烧焦。那个焦黑的脑袋,便斜斜地靠在石块上。
这种焚烧是现代方式;而羊头的重要性则延续着古老的传统。